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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陶瓷艺术家的学生构成了中国第二代陶瓷艺术家。这时,新中国的教育体制发生了变化,工艺美术学院和美术学院[微博]等一批艺术教育院校的成立,不仅引进了西方的教育体制,也使中国的学生更多地接受到了西方的现代艺术设计理念。例如,杨永善、周国桢、陈若菊、张守智等,他们的作品注重实用性和创新,对中国现代陶艺发展的承前启后,功不可没。
中国人喜欢红色,在瓷器上也一直尝试能烧出红色,但这个愿望多年都未能实现。到了唐代,长沙窑的窑工们首先发现用铜来作红色釉的着色剂。长沙窑窑场是建在斜坡上的龙窑,当地主要燃料是松木。松木烧得猛,升温快,在火膛口一烧,热浪便顺着强风往窑里涌,风的拉力使窑里出现段落性真空,升温快又使窑膛内充塞浓烟、灰烬飞扬。闷闭的熏烟环境中氧气供应不足,长沙窑器中的氧化铜便被还原成红彤彤的氧化亚铜或铜离子。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很多陶艺作者开始了新的思考和探索。中国新一代的陶瓷艺术家之中有一部分坚持传统技艺,在材质和工艺方面进行探索,作品精致、感性细腻;也有一部分在作品中体现出更多地糅合各种艺术创作的方法在作品中,探索陶瓷与其他材料的结合,不局限在传统的陶瓷造型和功能的基础之上。新一代陶瓷艺术家的作品对中国现代陶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吕品昌,他的作品不拘泥于具象,彰显风格;白明的作品清新雅致,富有文人气质,在具象的陶艺作品中表现了抽象的中国传统文化,以一种出世和入世的姿态专注于现代陶艺的发展;郑宁在日本留学阶段注重实地研究日本的传统陶艺,作品质朴浑厚,沉稳古拙中现畅达;左正尧,作品表现手法纯净利落,给人以直观的冲击力,有装置艺术的特征;何炳钦,作品根据绞揉成的泥片纹理有意识拼合成装饰形象,既有人为意识的装饰形象效果,又有自然天成的形象效果,给人一种鬼斧神工、天然雕琢的意象。
铜红彩的烧制对气氛、温度、铜含量等工艺因素极为敏感,即使在现在的景德镇,也流传着“要想穷就烧红”的民谚,当时条件更是不可能掌握铜红釉的密码,只是偶有完成,数量极少。
其他长沙窑产品,某些绿彩的边缘会出现红彩,或绿彩中存在着肉眼不易分辨的红点流纹,只有这件能呈现铜红釉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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